作者：王惠灵
一个大学生的问题和周濂的回答，构成了这次谈话真正的开始。
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老师的周濂，最先被一个来自大学生（内蒙古大学秦欣悦）的问题击中。问题并不复杂，甚至有点像今天年轻人最熟悉的那种自嘲：“当与他人谈论理想是什么时，我们大多数人不会认真作答，而是调侃地说一句‘去扫大街’。可转过身去，我们又没有真的放弃，还是会闷头读书，应付各种考试，一直守着某个并不那么现实的念头。”嘴上是调侃的，心里却未必轻松；如今的年轻人表面上像是什么都看穿了，内里又并没有真正放下。
这个问题让周濂一下子认真起来。他没有急着批评，也没有顺手给出一种道德判断，而是先做了一次辨认：这不是一个“真”狗智的人，而是内心还有坚守的人。提出问题的人或许并不知道，答案其实已经藏在自己的问题里。
也正是从这里，谈话被带进了一个更大的现实现场。所谓“狗智”，原本像是一个略带冒犯意味的词，可放在今天，它却越来越接近一种普遍的精神症候：人明明知道有些东西是虚假的，却仍然要参与其中；明明并不认同，也还是学会了配合；明明对理想、真诚、热情并非毫无向往，却先要用玩梗、自嘲和反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比起公开地拥抱理想，今天的人更擅长先把自己藏起来。于是，“狗智”不再只是一个标签，更像是一种时代气候，一种年轻人、知识人乃至普通人都可能陷入的自我保护方式。
周濂并不是在纯粹学院内部谈论这个问题的人。北大哲学系出身，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博士训练，后来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，中间又做过几年记者，长期在课堂、写作和公共讨论之间往返。他既经历过纸媒时代那种对事实、标题和措辞的反复推敲，也持续面对今天这个表达越来越快、情绪越来越重、真相越来越难被稳稳托住的环境。也因此，他谈“狗智”，并不只是为了给这个时代发明一个更尖利的词，而是试图追问：在一个越来越容易滑向后真相、滑向无所谓、滑向表面聪明的时代里，人还能不能保住一点较真、诚实和热情？如果职业、身份、技术和公共生活都在迅速变化，哲学究竟还能帮助人面对什么？
《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》之后，周濂这些年仍在沿着同一条线索继续往前走。《打开：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》当然是一部哲学普及作品，但若只把它理解成“入门书”，其实还不够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对应着周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：把哲学从现成答案里解放出来，把它重新变成一个动词，一种提问、辨认、思考和校正自己的过程。在他那里，哲学不是把人带离现实，而是把人重新送回现实；不是替人回答问题，而是逼着人重新面对那些已经被玩笑、效率和噪音岔开的问题。
《打开：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》
周濂/著
理想国·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2025年2月
所以，这场访谈虽然从《打开》谈起，最后却还是落回了更不轻松、也更根本的处境：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敢认真地谈理想？“后真相”不只是让真相变得可疑，为什么也让真诚本身显得笨重？AI为什么会把“我是谁”重新推到每个人面前？而在越来越原子化的生活里，人和人之间又还能不能建立起真实而有温度的连接？
以下是经整理的访谈，对提问顺序略作调整。
问：《打开》以及你这些年做的哲学普及，在今天最难的地方是什么？
周濂：我觉得一方面，学哲学从来都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职业。你如果想通过哲学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我觉得概率是非常小的。到今天，那些真正有天赋、有热情的哲学青年，要进入比较严肃、比较正统的学术体制和道路，这个难度和机会成本其实都在变大。
但另一方面，这个时代又好像对哲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尤其前几年知识付费的黄金时代，很多校园里的学者借助各种平台，都推出过一些普及性的课程产品。对我来说，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，你怎样既保证学术或者哲学的严肃性，同时又让它界面亲和一些。这个平衡非常难把握。我看到过一些哲学博主做栏目，可能会更投市场所好一些。我作为一个比较老派的学者，虽然常年也在做学术普及，但我不太愿意过于向读者或者听众妥协。我希望它是严肃的，同时也是有趣的。不能因为有趣而失掉严肃性，也不能因为商业而放弃学术性。
我自己的一个很狭隘的视角是，我不想把这种普及工作视为一种服务业。因为服务业的意思是，首先你要明确顾客的需求，而且你知道自己有能力满足他的需求。但我虽然在做哲学普及工作，却不是以顾客需求为导向。我可以尽我所能，把我所理解的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维特根斯坦、海德格尔讲得更浅显易懂一些，界面更友好一些，但我从来不知道，也不预期不同的读者能从课程也好、书也好，真正获得什么。
陈嘉映老师当年说过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经常引用，就是“深者得其深，浅者得其浅”。我就是把我认为讲得通的东西、有意思的东西说出来，写出来。至于读者和听众最后能得到什么，那是各人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不是一个服务业的心态。《打开》也是这样。它不是替读者准备的一套现成答案，而是希望把人带进一个思考过程里。
问：你为什么越来越倾向于用“狗智”这个词，而不是“现代犬儒”？
周濂：因为它和古代犬儒主义其实不是一回事。古代犬儒和现代犬儒在精神气质上差得很远。英文里有时候可以通过大小写来区分，德语里甚至是不同的词。中文如果都叫“犬儒”，很多差别就被抹平了。
我后来看到《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》的中译者把现代犬儒主义译成“狗智主义”，我就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。相比“现代犬儒”这种说法，“狗智”更能把那种求生本能、街头智慧、精致利己、明明知道却仍然迎合的那一股劲使出来。你如果只说“犬儒”，听上去还是太文雅了。可今天这种状态，恰恰不是文雅的，它是一种心知肚明之后的配合，一种看穿之后的顺从。
问：那个学生的问题为什么会打动你？今天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会呈现出一种“表面狗智、内心坚守”的状态？
周濂：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，我听了以后其实挺感动的。因为在我看来，提这个问题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狗智主义者。可以说是表面狗智，内心坚守。她不是一个彻底的犬儒主义者。恰恰因为她心里还有所坚持，所以她才会对自己的这种分裂状态感到不安。
今天很多年轻人和我们那一代人确实不太一样。我们那时候对于理想主义是比较自然地拥抱的。现在年轻人对“理想”“精神”这些词，可能会有一点心理上的不适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想要这些东西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只是更习惯用一种相对戏谑、调侃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不会很轻易地给他们下结论。相反，我会觉得，他们是在一种更艰难的处境里，试图保住一点自己真正看重的东西。
当然，现实里也有很多人心里有理想，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最后就是做不了。我觉得这是人生常态。我当时提到伯纳德·威廉斯说的那个词，groundproject，中文大概可以翻成“根本计划”。有些人会有一个人生的根本计划，这个计划对他来说是意义重大的，甚至是可以定义“我是谁”的。如果这个计划不能真正实现，那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，甚至会被精神上击穿。
但问题在于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认清自己适合做什么。再有就是，你在落实这个人生的根本计划时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外在障碍，尤其在今天这种经济环境下面，绝大多数人首先还是要解决温饱问题，先把自己养活，然后再尝试去实现心里的那个“根本计划”。所以如果你最终没有真正起航，或者尝试到一半失败了，我觉得都很正常。成功的人本来就是极其少的，它是内在条件和外在运气偶然叠加的结果。
我更愿意区分“有意义的人生”和“成功的人生”。成功的人生，往往要看世俗意义上的好结果；但有意义的人生，未必非得有那个结果。你在做那件事情的过程里，充分感受到了那种激情、热情，你投身其中，而且你觉得这件事本身是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东西，那我觉得它就已经构成了一种意义。
问：你为什么会觉得，“狗智”这个问题和媒体生态、后真相时代的变化是连在一起的？
周濂：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心理问题，它和整个公共环境的变化连得非常紧。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正好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们经常混的是新浪的BBS、天涯关天茶社。那时的网络更多还是一个讨论观点、交换思想的空间，还没有彻底取代纸媒，也不真正承担社会新闻的权威发布功能。
关于社会新闻，最有权威性的报道，主要还是来自那些成熟纸媒培养出来的一批经验极其丰富、又有社会正义感的深度调查记者。他们可能会花半个月、一个月去做深入走访、调查、分析和判断，甚至拿到非常一手的材料。所以他们做出来的报道，在可靠度和可信度上，当然比今天很多自媒体强得多。
现在不一样了。第一，已经没有那种深度调查的空间了。第二，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很多人更在意的不是内容的真实性，而是我这个角度够不够新、够不够吸引眼球。这恰恰就是后真相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。2016年之后，欧美那边开始大量使用“后真相”这个概念。特朗普一方面不断打压《纽约时报》这一类传统媒体，说它们是fakenews，另一方面又借助Twitter这种自媒体不断制造各种“另类真相”“另类事实”。到最后，普通网民会觉得，真相到底是什么已经无足轻重了，重要的是我的立场、我的情绪、我的态度。
所以我觉得，“狗智”不是凭空长出来的。它和今天这个时代的表达环境、和后真相时代的公共生活，是彼此勾连在一起的。人明明知道很多东西未必可靠，却还是不断参与进去；明明对很多表达方式并不认同，却又很容易被裹挟。这种处境久了，就会让人越来越倾向于用姿态代替判断，用聪明代替认真。
问：你后来常说，AI时代会把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重新抛给每个人。为什么？
周濂：因为职业身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固。你现在和陌生人见面，最容易介绍自己的方式是什么？第一，我叫什么；第二，我做什么工作。比如我会说，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。这当然是一种职业身份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它可以很方便地告诉别人我是谁，但它离真实的我其实也很远。
如果十年、二十年以后，很多工作都不再稳固，甚至大量消失，那就意味着我们很难再靠职业快速定义自己。到那个时候，“我是谁”“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”这些问题，就会重新回到每个人身上。换句话说，那些原本只是少数人特别关心的哲学问题，会重新变成很多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所以我经常说，哲学会成为每个人的根本处境。
问：你甚至提出过一种说法：未来的教育，可能会越来越像“失业教育”，而不只是“就业教育”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周濂：这句话当然是有前提的。我不是说对今天所有大学生都可以这么讲。现在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，首先还是面临就业问题，还是面临要养活自己的问题。你不能对一个明年就毕业的人说，你要以失业为目标，那第二年他就饿死了。
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今天的小学生、中学生身上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等他们大学毕业，十几年之后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谁都不知道。AI会不会彻底取代大部分工作，UBI（全民基本收入）会不会成为现实，这些现在都还不能下定论，但绝不是可以完全回避的问题。
我真正担心的是，如果未来真的有大量工作消失，人会不会因此自动获得思想解放，迎来创造力井喷？我对此是很怀疑的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当年畅想共产主义的时候，说什么白天打鱼，下午讨论哲学，晚上围着篝火唱歌。我觉得不会的。我的玩笑说法是，我们可能是白天打游戏，下午打游戏，晚上还是打游戏。也就是说，失去工作并不自动等于获得自由，更不自动等于变得更有创造力。
所以我才会觉得，未来教育不能只围绕“就业”展开，它还要帮助一个人培养兴趣、辨认天赋、学会和自己相处。否则，当工作和职业本身开始松动的时候，人会一下子失去支撑。教育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成人，而“成人”这个问题，最后绕不开“人是什么”“在今天这个AI环境下面，人还有什么希望，人还能做什么”这样一些更根本的问题。
问：那在AI已经进入学习和写作的情况下，你怎么看今天的教育处境？
周濂：我觉得一个前提是，你不可能阻挡AI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也不可能真的要求今天的学生完全不用它。问题不是“用不用”，而是“怎么用”。
如果一个学习者本身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知识储备，也有一定的思考力，那么他和AI互动，可能会增强能力；但如果他还是一张白纸，或者刚刚开始学习，过分依赖AI，很可能会阻碍能力增长，让人越来越懒于思考。现在很多人说，AI时代最重要的是提问能力。我不完全反对这句话，但也不觉得它像被说得那么神奇。现实中，大多数人对AI的提问其实都很简单。你写三句话，提一个问题，它立刻给你三五千字的东西。问题是，这些东西你真的消化了吗？真的内化了吗？还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现成答案交出去？如果是后者，我不觉得这会真正提升一个人的能力。
所以AI和教育之间，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，教育工作者和技术开发者必须一起去想，在什么阶段、以什么方式、到什么程度，把它引进学习过程，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无成本的替代物。
问：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原子化、越来越容易滑向“狗智”的时代里，你为什么越来越强调“情志共同体”？
周濂：我觉得共同体生活在今天特别重要。小到家庭、至亲，大一点说，就是那种志趣相投的人。我自己其实特别喜欢用一个词，叫“情志共同体”，就是情感的“情”和志向的“志”。我觉得我们除了家庭生活、除了最亲密的关系之外，还需要去建设和加入那些大大小小的情志共同体。它可以是读书会，可以是徒步俱乐部，可以是一起讨论问题、一起聊天喝酒的人。我觉得这些东西会给你带来更多生活的意义。
因为人终究不是自足的。我们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、认同和接纳。最切身的意义锚点，当然首先来自你最亲近的人，你对她的关爱，以及她对你的回应。但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退回到手机、退回到房间、退回到一种高度原子化的生活状态里，那种生活很容易失重。
所以我一直强调，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其实必须是要面对面的，是要有那种体感的，是要有温度的，是要那种直接面对。我可以看到你的表情，看到你的真实反应。网上当然也会有连接，你可以和远方的人建立联系，但在我看来，那种连接至少还不够真实。
我前两天还说，人类和三体人最大的区别，一是思想是不透明的，二是身体是分离的。恰恰因为身体是分离的，我们才会对另外一个真实身体有那种渴望。这不是性意义上的，而是说，我需要跟另外一个真实的个体有温度的接触。但网络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放大了这种身体的分离性，也让很多人觉得，面对面的交流、甚至有温度的拥抱和接触，都变得无可无不可了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足不出户，天天待在家里面，很长时间不见任何人。我觉得很多重要的东西，是不能这样被替代掉的。
问：如果回到最初那个学生的问题，你最后会给今天的年轻人一个什么样的提醒？
周濂：我不太想给一种标准答案。因为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，每一代人的问题也不一样。
如果非要说一个提醒，我可能还是想说，不要太快放弃对自己内心的辨认。你可以犹豫，可以迟疑，可以在现实里自保，也可以承认自己的无力，但不要轻易把这种状态直接误认为成熟。很多时候，玩梗、自嘲、反讽，只是一层壳。壳里头到底还有没有热情，还有没有你真正想要的东西，这个问题还是要自己去面对。
我们不一定都能摆脱自己的“狗智时刻”，但至少可以努力让它少一点。然后，在可能的范围内，不自欺，不合谋，去寻找你的动力资源，去建立真实的连接，去把自己重新放回生活里。我觉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