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农民合作社已进入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。
4月17日，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公益支持，四川蒙顶山合作社发展培训学院（下称“蒙顶山学院”）主办的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大会上，多位与会人士表示，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，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农民合作社作为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、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载体，其发展质量不仅关系农业经营体系完善，也关系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振兴。
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14万家、联合社1.5万家。
本次会议上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、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徐旭初表示，中国的农民合作社仍处于发展初期，如何让合作社从“挂个牌子”走向“真正联起来”，从松散的产销协作走向紧密的利益共同体，仍是横亘在这一组织形式面前的核心命题。
国家层面亦对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作出明确顶层部署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明确提出，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社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，完善联农带农机制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，促进农民稳定增收。
成长的烦恼
在徐旭初看来，中国的农业农村正迎来一场系统性、多维度变革。这场变革不仅表现为人口流动下的农民形态分化、市场演变中的分工秩序深化，也体现为土地流转催生的规模经营、空间重组带来的社会重塑，更伴随着行政下沉引发的治理转型与技术赋能驱动的乡村形态之变。
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，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仍面临诸多现实瓶颈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、农业副业化、农民兼业化问题突出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也构成重要制约。而农民合作社通过组织农户联合生产、统一农资采购与产品销售，能够有效搭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连接桥梁，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，助力农业现代化推进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，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。
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红星镇的骑龙村，便是农民合作社带动乡村蝶变的典型案例。这个拥有7500亩茶园、有着中国最早种茶文字记载的村落，曾一度集体经济薄弱、村民收入单一。如今，骑龙村成功吸引社会资本超9000万元，培育出23家特色民宿，年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，村集体收入连续3年超过100万元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。
骑龙村党委书记、雾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詹肇杰介绍，合作社成立较早，但过去一直存在产权不够清晰、成员参与度不高、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。合作社到底是谁的、大家该怎么参与、收益怎么分配，都不够清楚，大家干事的劲头也不足。
他表示，在蒙顶山学院的持续辅导下，该合作社围绕股权结构、组织机制、利益联结和经营方式进行了系统改革，推动合作社由松散联合走向利益共同体。其中，关键一环是推动成员实际出资入股，真正结成利益共同体。改革后，合作社经营活力明显增强，村民参与积极性明显提升，农业社会化服务、绿色种养循环等业务也逐步拓展开来。
“合作社要真正发展起来，关键不是挂个牌子，而是把机制理顺，把产权理清，把大家的利益真正连起来。”詹肇杰说，改革后，成员参与感更强了，合作社的市场经营和服务能力也明显提升了。
徐旭初表示，中国的农民合作社仍处于发展初期，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：合作社的单体规模仍然偏小，市场竞争力缺乏，规范化程度不尽如人意，各级政府仍存在行政介入不当与制度供给不足并存的问题，需要进一步加大引导、扶持和规制力度。
如何破局
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民合作社研究中心主任郭晓鸣认为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未来发展不能再单纯看数量、看覆盖面，而要更加重视质量、机制和功能，看合作社能不能真正联农带农、能不能真正进入市场、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关键在于从单项扶持转向系统治理，从注重外延扩张转向注重内涵提升，从一般性推动转向分类施策、精准培育。
领之道创始人陆熹则在大会分享中提出，应以AI赋能推动合作社的系统性升级。合作社理事长需率先升级自身领导力，以“最小可行行动”为起点，逐步推动组织向智能协同、开放进化的方向转型。
围绕如何破解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共性难题，蒙顶山学院执行院长王光远表示，合作社发展的问题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相互交织、彼此影响的系统性问题，单靠一次培训、一次流量支持、一次资金扶持，难以真正解决问题。
“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不高，表面上看是治理、市场、人才等单项短板，实质上是缺乏系统性培育、持续性服务和精准化支持。”王光远说，过去5年，蒙顶山学院持续围绕合作社发展中的关键堵点开展探索，已经初步形成一套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方案，即需要开展发展质量综合评估为分类培育提供依据、开展理事长系统性能力建设、培育一批示范合作社和联合社、研发推广AI服务平台、总结典型案例及完善政策体系等统筹发力。
王光远表示，下一步，蒙顶山学院将继续围绕“评估-培养-示范-服务-推广-政策完善”这一逻辑链条深化探索，推动从“解决一个合作社的问题”向“解决一类合作社的问题”转变，为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实践支撑。
